《人間的條件》

《人間的條件》（人間の條件 / The Human Condition）在 1959 年於日本上映。電影改編自作者五味川純平所著的《人間的條件》。電影講述了心地善良的主角梶，從勞動營的監工到帝國軍隊士兵，最終成為蘇聯戰俘，發現自己的理想逐漸被摧毀的經歷。

這部電影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歷史時刻產物。因為它觸碰的主題：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個人良知與體制暴力 ，在戰後初期仍然極度敏感。1959 年距離二戰結束只有十四年，日本社會仍處於，戰敗創傷、對軍國主義的強烈反思的時期，另一部分也是因為美國佔領政策的影響（1945–1952）在美國佔領期間，軍國主義被全面否定，民間鼓勵民主與反戰思想作品，因此早期戰後的文化，出現大量反戰文學、左翼思想、人道主義的電影。《人間的條件》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當時佔領政策的價值觀。製作公司松竹在當時願意支持較嚴肅的人文作品。那時在日本有松竹、東寶、大應、東映等電影公司，就有點像現代的Netflix 加電影院跟電視的感覺。

1950年代是日本電影史最自由、最成熟的時期之一，電影在電視尚未普及的年代，是最大眾娛樂，導演也擁有比較重的作者性。說到導演本小林正樹的背景，他原本是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東洋美術專攻學生。在1941 年畢業後他進入竹電影公司當助理導演，但同一年，日本全面進入太平洋戰爭，他被徵召入伍。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學生幾乎都會被培養成高等軍官。但小林正樹做了幾乎不可思議的事，他拒絕成為軍官、拒絕晉升。 「不想當軍官」幾乎等於不服從國家，在當時其實非常嚴重，結果1942他被送到滿洲前線管理戰俘。在那裡，他親眼看到日本人對戰俘與勞工的虐待、階級暴力、軍官濫權，直到1945日本戰敗，他被蘇聯俘虜，又被送到沖繩勞動營。他從權力的戰俘加害者到被迫害的俘虜，這些矛盾又衝突的經歷，逐場變成《人間的條件》的情節。






存在主義

片中主角梶不停掙扎的問題是：在不正義的制度裡，我還能不能成為一個善良的人？

這也是小林正樹想問的一個哲學命題 : 當一個人，被放進了不正義環境裡，他會怎麼做 ? 如果你是梶，你會怎麼做 ? 觀眾慢慢發現自己沒辦法朝著人道主義的理想去救人，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善良，而是制度迫使我們在極端中選擇，為了存活、家庭，自己的理想會慢慢地被摧毀。這也讓我想起了在二戰後達到高峰的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核心命題，世界本身沒有道德答案、人被迫自由、人的選擇永遠伴隨責任與焦慮。小林在大學時期，接觸了存在主義，經過此片不難看出在文學上他的主角，跟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作品中的主角有很多關聯性，譬如人性的矛盾、人的罪與責任、道德衝突的痛苦等。像《罪與罰》拉斯柯尼科夫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伊凡、《地下室手記》的地下室人都跟《人間的條件》的梶、《切腹》中的津雲半四郎一樣，他們的痛苦來自良知與現實的衝突。他們的作品都在控訴群體的不公正，譬如群體的冷漠、對體制的服從，都能導致結構性犯罪，使無罪的人最後也稱為加害者。

此片也非常接近卡謬荒謬（Absurd）的概念：世界不合理，但人仍追求正義。因為存在主義認為：意義不是被給予，而是在「意識到自己存在」時誕生。梶最大的特質不是勇敢，而是他一直清醒。很多人誤會存在主義很黑暗。其實不是。它說的是，即使世界沒有意義，人仍能選擇善良。

說到存在主義電影，我也想起了我最愛的導演，克里斯多夫·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兩位導演都非常在乎人，擅長寫關於小人物對命運、時代、道德的衝突與內心掙扎。在小林正樹的電影中，主角常常他不是英雄，而是「過度清醒的人」。不像傳統戰爭電影的主角通常：勇敢、果斷，最後成功改變命運。梶剛好相反：他不斷懷疑、不斷反思、不斷痛苦。他的清醒讓他無法適應任何陣營。第一部、第二部中，戰俘不完全信任他，第三部跟第四部，軍隊覺得他軟弱，體制也排斥他。在第五部、第六部，他在蘇聯戰俘營，不僅發現理想沒有如此美好，連自己人也是敵人。他變成了到哪都是「不屬於群體人」。但梶，不是失敗的理想主義者。他是證明理想在極權體制中，幾乎無法存活的人。

但《人間的條件》和奇士勞斯基更值得一提的不同是，小林的立場比較接近早期存在主義，那種孤立的狀態: 人被丟進世界，而且完全孤單。沒有人在看著你、眷顧你。所以梶的掙扎是「無人見證」的，這點非常殘酷。但奇士勞斯基的作品更接近晚期的存在主義。在《十誡》、《雙面薇若妮卡》、《三色：紅》: 我們看到了一個神奇的角色，神秘旁觀者（silent witness），這彷彿在說，我們選擇的善良，是被「誰」看著的。因為歷史背景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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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正樹的年代（1950s）剛經歷二戰創傷，當時的問題使人懷疑，「如果神存在，為什麼會發生這些？」很多藝術家的答案是:也許根本沒有神。所以《人間的條件》極度孤獨。但相比奇士勞斯基的年代（1980s，1990s）在冷戰末期，人開始問另一個問題：「如果世界沒有意義，人還能彼此連結嗎？」於是他的電影開始出現許多關於偶然、命運交錯、無形連結、被觀看的感覺。但又不像是宗教回歸，而是，也許有人在看，而這讓善良變得可能。他提出一個非常溫柔的假設: 也許世界不是有意義，而是充滿回聲；也許不是命運控制你，而是每個人的存在彼此震動。最清楚的例子在《三色：紅》裡：女主角偶然撞到狗，因此認識退休法官，法官偷聽鄰居、不同人物命運慢慢交織，一切都是像偶然，又像我們彼此牽動著彼此的命運。

存在主義電影裡的時間時間，在《人間的條件》裡，你會看到大量長距離行軍、空景停留、主角沉默在吃飯，劇情似乎停止。但其實小林正樹 在做的是，讓觀眾感受「活著卻無法改變任何事」的時間。戰爭真正的恐怖不是戰鬥。而是漫長的沒有希望的等待。存在主義認為，人最清醒的時刻，往往發生在什麼都不能做時。到了奇士勞斯基，他的等待變成「感知」同樣的慢節奏出現，但意義改變了。例如：《三色：藍》裡女主角坐著不動、《三色：紅》角色靜靜聽電話聲、《十誡》人物凝視窗外，外在什麼都沒發生。但內在正在改變。


受到溝口健二、木下惠介(四騎士之一)的影響，小逐漸確立了他電影的道德方向。譬如溝口健二在作品中看到女性常常由於社會的結構，變成受害者，但這又並非女性主義，只能算是男性凝視（Male Gaze）譬如《西鶴一代女》、《雨月物語》、《山椒大夫》都有帶到女性是被父權一步步推向悲劇。小林在《人間的條件》讓戰爭中的女性，變成了一種象徵，他們代表著心中尚未瓦解的愛、良知。女性在這部電影，不像是溝口健二的女性只能被動的忍耐，而是像主角梶的妻子美千子，他主動選擇等待、主動維持情感連結。當男性世界逐漸被軍國主義與暴力邏輯吞噬時，女性反而成為人性尚未崩解的證明。小林的女性並不以反抗改變歷史，而是以存在本身質疑歷史。

希臘導演泰奧·安哲羅普洛斯也沿用了與小林相同的歷史悲劇的理念，他也善用長鏡頭描述人被歷史壓住、個人無法逃脫體制的世界，他電影的節奏也同樣沉靜和悲傷。《物中風景》、《永恆與一天》都是非常棒的電影。

今村昌平，也是被小林正樹影響的例子，兩人都在反抗日本美化自己的神話，今村昌平擅長描寫社會底層、被制度壓迫的人物的故事，例如《楢山節考》。






愛是他活過的唯一證明，也是死前唯一沒有被破滅的信仰。

電影越到後面，「風景」越來越大、人越來越小。當體制與歷史變得巨大時，人性不會被打敗，而是被「縮小」。到第六部快結局時，小小的人物在巨大的背景中更顯得更加無力，也象徵在過程中，梶對世界的理想，不管是正義、人本主義，良知似乎全都一步步瓦解，但在他走向死亡時，沒有被瓦解的信念，卻還有愛。從第一篇到第六篇，梶的妻子都是他活著一種力量，在他無法融入任何群體時，他的妻子美千子是唯一相信他、支持他的存在。這點說明了在《人間的條件》中不是沒有希望的。

而在第六篇❮曠野中的徬徨❯，在梶逃脫戰俘營之後，他抱著回家見妻子的信念，不停往前走，希望走回愛人的身邊。他經過一個中國農民的村子，偷了一顆白饅頭，為了它，被眾人圍毆，被吐口水踐踏，儘管在寒冷、無盡的白雪裡走到沒有力氣，他也沒有吃，因為他想放在口袋裡，走到家時把它送給妻子。臨死之前，他想到的只是對不起他的妻子，在分離了這麼多年後，什麼也沒能給他。只能送給他這個偷來的饅頭，當作唯一的禮物。而直到他倒下閉上眼前，他扔用盡最後的力氣，移動那雙走破了、凍傷了的腳，繼續在心中朝著她前進。

許多人看完《人間的條件》，會認為小林正樹的電影，是殘忍和悲觀的。但我認為，他是在經歷這些殘酷後，因為心中仍有希望而倖存下來的人。他不希望用電影給人無謂的希望；他反而想透過電影，讓人不去逃避、去反思自己背負的歷史責任，只有如此，人類才能在每個時代裡，盡力避免一再發生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