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東與侯孝賢 《薄荷糖》開頭從隧道開向(抑或退回)隧道出口與火車倒退行駛的長鏡頭，第一瞬間我先想起了侯孝賢 《戀戀風塵》 開頭的火車鏡頭。看完以後，也能找到兩者對於初戀與人物成長題材的相同之處。導演李滄東出生於韓國大邱，童年家境貧困，父親是一名左翼人士。在保守的韓國社會中，這樣的背景讓他的家庭經歷了無數苦難，這也深深影響了他，使他自幼便對社會邊緣人與人生的荒謬性產生強烈共鳴，他畢業慶北大學國語教育系後，曾擔任了多年的高中語文老師。早年他以小說家身份活躍於文壇，創作多部探討韓國社會變遷與小人物命運的作品，後來因為遇到在小說創作上遇到瓶頸，在四十歲時，偶然看了侯孝賢的 《風櫃來的人》 ，片中對於年輕人的生活狀態、心理波動以及情感刻畫讓他深受打動。當時他甚至驚嘆：「這個導演怎麼可能知道我的秘密？」這部片讓他意識到電影居然能如此真實且深刻地捕捉人類的感受，進而推動他走向執導之路。 殘酷的美、美的殘酷 李滄東的電影風格樸實卻極具衝擊力，善於透過小人物來對比整個社會的壓迫， 《青魚》 揭示小人物為了生存而捲入黑社會的無奈與悲劇，展現階級流動的殘酷。《薄荷糖》以倒敘手法展現時代洪流如何將一個純真青年，扭曲、異化為壓迫者，直指時代與命運的殘酷。《綠洲》描繪輕度智障男子與重度腦性麻痺女子之間的愛情，社會的歧視與偏見成為這段純愛最殘酷的阻礙 ，《密陽》探討信仰、寬恕與虛偽。當失去愛子的母親試圖寬恕加害者，卻發現加害者早已獲得「神」的寬恕，這種剝奪受害者情緒出口的設定，被認為是極致的殘酷與諷刺， 《生命之詩》 聚焦於年邁女性在罹患阿茲海默症時，同時捲入孫子犯下的校園殘酷暴力事件，在詩意與道德崩壞的現實中掙扎。 《燃燒烈愛》 改編自村上春樹小說，透過階級差距與失蹤懸案，映射當代青年面對貧富差距與意義虛無的極度迷茫與殘酷。 雖然李滄東的作品不算多，但每部都是經典，每部都深具啟發和帶有獨特的哲學批判與反思，在看完他的電影之後，我們將把這些思考帶到我們的生活之中， 相比「造夢」與教人與現實脫離的電影，李滄東的作品更想讓人透過看電影的過程，去「看」見那些社會中更需要被看見，被幫助，被理解的小人物。 薄荷糖的象徵 在永浩給初戀女兒一顆薄荷糖時，那讓我聯想到「人在絕望中依然保留的善意 」，看到後來，永浩去探望初戀病危的初戀順任時，揭示了薄荷糖更深一層的象徵「希望」，在軍隊裡，初戀給他寄信時，總會在...
《人間的條件》（人間の條件 / The Human Condition）在 1959 年於日本上映。電影改編自作者五味川純平所著的《人間的條件》。電影講述了心地善良的主角梶，從勞動營的監工到帝國軍隊士兵，最終成為蘇聯戰俘，發現自己的理想逐漸被摧毀的經歷。 這部電影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歷史時刻產物。因為它觸碰的主題：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個人良知與體制暴力 ，在戰後初期仍然極度敏感。1959 年距離二戰結束只有十四年，日本社會仍處於，戰敗創傷、對軍國主義的強烈反思的時期，另一部分也是因為美國佔領政策的影響（1945–1952）在美國佔領期間，軍國主義被全面否定，民間鼓勵民主與反戰思想作品，因此早期戰後的文化，出現大量反戰文學、左翼思想、人道主義的電影。《人間的條件》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當時佔領政策的價值觀。製作公司松竹在當時願意支持較嚴肅的人文作品。那時在日本有松竹、東寶、大應、東映等電影公司，就有點像現代的Netflix 加電影院跟電視的感覺。 1950年代是日本電影史最自由、最成熟的時期之一，電影在電視尚未普及的年代，是最大眾娛樂，導演也擁有比較重的作者性。說到導演本小林正樹的背景，他原本是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東洋美術專攻學生。在1941 年畢業後他進入竹電影公司當助理導演，但同一年，日本全面進入太平洋戰爭，他被徵召入伍。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學生幾乎都會被培養成高等軍官。但小林正樹做了幾乎不可思議的事，他拒絕成為軍官、拒絕晉升。 「不想當軍官」幾乎等於不服從國家，在當時其實非常嚴重，結果1942他被送到滿洲前線管理戰俘。在那裡，他親眼看到日本人對戰俘與勞工的虐待、階級暴力、軍官濫權，直到1945日本戰敗，他被蘇聯俘虜，又被送到沖繩勞動營。他從權力的戰俘加害者到被迫害的俘虜，這些矛盾又衝突的經歷，逐場變成《人間的條件》的情節。 存在主義 片中主角梶不停掙扎的問題是：在不正義的制度裡，我還能不能成為一個善良的人？ 這也是小林正樹想問的一個哲學命題 : 當一個人，被放進了不正義環境裡，他會怎麼做 ? 如果你是梶，你會怎麼做 ? 觀眾慢慢發現自己沒辦法朝著人道主義的理想去救人，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善良，而是制度迫使我們在極端中選擇，為了存活、家庭，自己的理想會慢慢地被摧毀。這也讓我想起了在二戰後達到高峰的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核心命題，世界本身沒有道德答案、人被迫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