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的條件》（人間の條件 / The Human Condition）在 1959 年於日本上映。電影改編自作者五味川純平所著的《人間的條件》。電影講述了心地善良的主角梶，從勞動營的監工到帝國軍隊士兵，最終成為蘇聯戰俘，發現自己的理想逐漸被摧毀的經歷。 這部電影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歷史時刻產物。因為它觸碰的主題：日本軍國主義、戰爭罪行、個人良知與體制暴力 ，在戰後初期仍然極度敏感。1959 年距離二戰結束只有十四年，日本社會仍處於，戰敗創傷、對軍國主義的強烈反思的時期，另一部分也是因為美國佔領政策的影響（1945–1952）在美國佔領期間，軍國主義被全面否定，民間鼓勵民主與反戰思想作品，因此早期戰後的文化，出現大量反戰文學、左翼思想、人道主義的電影。《人間的條件》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是符合當時佔領政策的價值觀。製作公司松竹在當時願意支持較嚴肅的人文作品。那時在日本有松竹、東寶、大應、東映等電影公司，就有點像現代的Netflix 加電影院跟電視的感覺。 1950年代是日本電影史最自由、最成熟的時期之一，電影在電視尚未普及的年代，是最大眾娛樂，導演也擁有比較重的作者性。說到導演本小林正樹的背景，他原本是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哲學科東洋美術專攻學生。在1941 年畢業後他進入竹電影公司當助理導演，但同一年，日本全面進入太平洋戰爭，他被徵召入伍。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日本學生幾乎都會被培養成高等軍官。但小林正樹做了幾乎不可思議的事，他拒絕成為軍官、拒絕晉升。 「不想當軍官」幾乎等於不服從國家，在當時其實非常嚴重，結果1942他被送到滿洲前線管理戰俘。在那裡，他親眼看到日本人對戰俘與勞工的虐待、階級暴力、軍官濫權，直到1945日本戰敗，他被蘇聯俘虜，又被送到沖繩勞動營。他從權力的戰俘加害者到被迫害的俘虜，這些矛盾又衝突的經歷，逐場變成《人間的條件》的情節。 存在主義 片中主角梶不停掙扎的問題是：在不正義的制度裡，我還能不能成為一個善良的人？ 這也是小林正樹想問的一個哲學命題 : 當一個人，被放進了不正義環境裡，他會怎麼做 ? 如果你是梶，你會怎麼做 ? 觀眾慢慢發現自己沒辦法朝著人道主義的理想去救人，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善良，而是制度迫使我們在極端中選擇，為了存活、家庭，自己的理想會慢慢地被摧毀。這也讓我想起了在二戰後達到高峰的存在主義。存在主義核心命題，世界本身沒有道德答案、人被迫自...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 Abbas Kiarostami 的電影帶有對人性最深的關懷，在不自由的國度卻仍然堅持著不停的突破創新，在國際社會對伊朗持有負面評價時，他卻用電影展現出伊朗慈悲和藝術的另一面。 《大特寫》（Close-Up，1990 ） 在《大特寫》（Close-Up，1990）中，阿巴斯試圖討論「電影作為媒介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並批評了媒體從業者運用宣傳工具欺騙受眾的全球化現象。而斬獲金棕櫚獎的《櫻桃的滋味》更是經典的展現了他洞悉人情的目光，進而在電影中探問生存與死亡的意義。 《櫻桃的滋味》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1987）用一個簡單的故事凸顯了孩子及人性的善良，且讓它成為一個有力量的作品，《生生長流》（Life, and Nothing More..1992）講述一對父子經過地震災區的所見所聞展現了他的憐憫和生命的無常。 《生生長流》 《橄欖樹下的情人》（Through the Olive Trees）講的則是一個文盲愛上一名女子，卻因各種原因無法得到答案，這部片隱含著的社會問題和對愛情、理想的堅持。 《橄欖樹下的情人》 導演也常運用虛構敘事到紀錄片轉換的拍攝手法，來創造出空間，驅使觀眾在電影中察覺自我的存在。阿巴斯憑《風再起時》它傳述了一個關於道德的故事也同樣紀錄下伊朗鄉間的風俗和自然之美。也在2002年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 阿巴斯常以偽裝紀實、虛實交錯的手法，對電影形式進行實驗，因為他相信觀眾不會只是被動接收故事。像是他的「寇科三部曲」就是一部衍生另一部，一層套著另一層，而用這樣的故事巧思和他的電影手法來刺激觀眾思考其中意義，邀請觀眾主動咀嚼箇中味道，他的電影每部都真摰動人。阿巴斯不僅改變了世界電影，也改變了整個世界，譬如，如果不是他的電影，生活在台灣的我，就不可能有機會看到伊朗土地的美，而透過電影我們用他慈悲的眼，去看到不論生活在何處的「人」進而發現他的故事，不只屬於伊朗，也和我們緊緊的相連。